我看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
首先，我不认为可以以《银英》为论据来讨论民主与专制的优缺点。因为，《银英》毕竟是部驾空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纪实小说。《银英》的世界是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的，所以，不能因为《银英》中专制战胜了民主，就断定民主不如专制。所以，在本文讨论的开始，想先暂时撇开《银英》，到最后再以讨论的结论看看《银英》里的情况。
接下来，我还要将民主和专制这两种社会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这里所讨论的社会制度，仅从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和执政方式来区别，是比较广义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元首以选举方式产生，不采用终身制，重大决定需议会或类似组织投票通过，行政、立法、司法等诸权力分散的制度为民主制度；而君主世袭、采用终身制、重大决定由君主个人判断通过，诸权力集中于君主手中的制度为专制制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以生产力发展状况、生产关系的特点和由哪一阶级掌握政权等因素来决定的社会制度。
既然以上的准备工作交代清楚，这里可以重点讨论了。
民主和专制，是自社会形成以来就产生的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可是说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至于哪一个先产生，这个问题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既无聊又无用，也无从调查。不过，从哲学上，我们可以知道，事物的发展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更高阶段上达到原来的出发点的辨证过程，这就是著名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么说或许抽象了些，我们可以结合民主与专制的例子，假如民主是肯定的一面，专制是否定的一面，那么民主社会就会发展成为专制社会，然后再从专制社会发展在民主社会，而此时的民主社会必然比原先的民主社会更完善；同样，如果专制是肯定的一面，民主是否定的一面，那么专制社会会发展成为民主社会，然后民主社会又发展成为比原先更完善的专制社会。所以，人类的历史将不断地重复着民主取代专制，完善的专制取代民主，更完善的民主再取代完善的专制，反反复复，永无止境。从历史上就可看出，原始社会是一种民主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民主被专制取代，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时，专制又再次被民主取代，等发展到将来，民主又会再次被专制取代，反反复复，永无止境。从这点来说，民主和专制根本就无法比较，只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而已，就像走路时，左脚有走在右脚前面的时候，而右脚也有走在左脚前面的时候，你不能说到底哪一只脚走得更远。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只是生活在公元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一年代的人，我们只能以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民主和专制的特点来对两者进行比较，将来的更完善的民主和专制会是什么样的，就不是我们这些人智力所能及涉及的范围了。
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中，无疑正处于民主取代专制的时期，当今世界上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民主国家，而有些像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虽然还有君主，但他们的君主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几乎没有任何实权，所有的事务都交给首相，而首相的产生方式以执政方式则同民主制度如出一辙，可见这些国家实行的制度在实质上也是民主制。
为什么会出现民主对专制有着压倒性优势的局面呢？这是两种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
第一，民主制实行的是选举制，元首必须经过层层筛选才能选出，虽然目前的民主国家中，真正能有机会被选为民主的人并不多，远不象所说的那样只要是公民就有被选举权，就有机会成为国家元首，但比起专制君主来说，民主国家的元首所经受的考验要大得多，因为在专制国家，只有拥有皇室血统的人，才有机会当上君主，所以竞争只能在有皇室血统的少数几个人之间产生。由此可见，民主政治的元首的产生所经历的竞争远比专制制度的君主要激烈得多。在更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元首，虽然不能说一定比并不那么激烈的竞争中获胜的专制君主更出色，但可是肯定强于专制君主的概率大于50%。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民主制在法律上对国家元首有着制约的作用。虽然民主制的元首在能力上普遍高于专制君主，但这并不是民主制的绝对优势。在专制国家中，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们所下达的命令必须得到贯彻，而且不必为命令的错误负必要的责任，因此君主往往会凭自己的喜好下达命令而不顾人民的死活。看过田中的《风翔万里》的朋友应该记得，隋朝的灭亡是起因于那倒霉的征辽之战，而征辽之战就是隋炀帝杨广一意孤行的结果。但在民主国家中，元首下达命令之前就必须深思熟虑一番，因为他们一旦在元首的位置上做得不好，那么极有可能就会被轰下台去，因为民众可以让他们上台，同样民众也可以让他们下台。另外，民主国家元首即使在当选后也还必须面对竞争，因为在民主国家，执政者必然会有政敌，一但执政者做错了事，必然会被政敌抓住把柄，然后想方设法将执政者从元首的坐位上拖下来。这就是民主国家所奉行的政治达尔文主义，换句话说就是执政者必须适应政治环境，否则只能被政治所陶汰。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下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政治达尔文主义的目的就是不断给政府输送新鲜血液，使政府能始终保持活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竞争对手的存在，即政敌的存在；二是要有竞争得以进行的途径，即要有言论上的自由。在民主国家，这两点都有法律上的保障，是民主主义的一部分。等一下我们讨论到同盟的民主政治时，还要重申这点。
当然专制与民主相比也不是一无是处。专制国家中，君主的命令必须得以实施，而君主也不用考虑后顾之忧，这就使得一些大胆的政策得以实施，而在民主国家中，元首为保证自己的地位，往往会采取比较保守的政策，而一些大胆先进的政策要想得以实施，就必须冲破层层阻挠。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取得了政治利益是有目共睹的，可当年罗斯福总统想要参战却被孤立主义分子百般阻挠，直到日本人的炸弹扔到头上来。如果在专制国家，君主一声令下“给我打！”，试问谁敢不从？在《银英》中也提到过，专制制度能以民主制度不敢比及的速度使社会正常化、合理化。
但是，专制要发挥这一长点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君主的能力一定要高。君主能力高了，社会的运转就会更快更合理；若君主的能力不高，那社会倒退和反常的速度也会加快。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君主或元首能力高到一定程度时，专制优于民主，而在君主能力低到一定程度时，民主优于专制。那么，当君主或元首的能力较为普通，即既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时会怎么样呢？实践证明，民主政治由于竞争以及群策群力的缘故，在元首能力比较普通时也会比专制政治有更好的效果，也就是君主或元首的能力必须高到一定程度专制才能超过民主。而我们知道，君主或元首的能力高低的概率分布是呈正态分布的，即能力越是接近平均值或数学期望，人数就越多，真正高能力的君主或元首的数量是极少的，也就是说专制要超过民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当然，以上的讨论仅局限于目前人们对民主与专制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新的民主和专制制度的诞生，民主与专制的对比会发生变化。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以现今所知的民主与专制进行讨论，未来的民主和专制是什么样的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理解的。
《银英》中所描写的时代是距今1600年的未来，这时人类的生产力相对现在已有极大发展，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科技环境以及生存环境都有了极大的改变，理论上说现今的民主与专制的形式已不可能再适合那时的生产力的发展了。但是，田中芳树必竟只是一个现代人，所以《银英》作为一部小说，它所描写的民主与专制也不该超出现今的民主与专制的范畴，否则他就比马克思、恩格斯之辈都要来得伟大了。我不知道田中本人对民主和专制会选择哪一个，他的作品中虽然有些偏向专制，他在《银英》以及《创龙传》两部作品里对民主政治的腐败之处作了深刻的揭露，但仔细分析一下，他并不认为民主不如专制。《创龙传》是以一部讽刺小说的形式描写世界，自然会写得有些夸张，且《创龙传》中的整个世界都在“四姐妹”的控制之下，民主与专制都被田中一竿子打翻，只不过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多，所以写民主的腐败比专制的更多些而已。事实上，《创龙传》中的民主国家所生出的古田重平、高林健吾、船津忠岩、汤生、L女士、克拉克等产物并不是因为民主而出现的，即使在专制国家，也会有这样的人，至于泽母田这样的变态科学家，根本就是日本还处于法西斯时代的产物。所以，田中《创龙传》中并没有表达出民主不如专制的思想。而《银英》中呢？他即使把同盟的民主写得一文不值，但同时也写道，即使在同盟灭亡后，民主主义还在同盟民众中很得民心，而高登巴姆王朝灭亡时已经没有百姓愿意支持它了；而且，同盟以帝国一半的人口，竟然在长时期内与帝国保持5：6的势力，可见民主主义对经济的发展有着何等的作用。（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人口多于美国，但经济不如美国，是不是就说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两个例子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即中国的人口是过多，超过了中国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而银河帝国则不是。）
那么为什么最后民主主义的同盟会失败，而专制制度的帝国会胜利呢？原因有四个。
第一，田中芳树的偏心。田中在一开始就打算让莱因哈特成为最后胜利者，所以在写作时，将大部分的优秀人材都聚集到帝国的方面。而在战争之中，写得同盟军指挥漏洞百出，总是被莱因哈特牵着鼻子走。莱因哈特靠着姐姐的关系和战场上总遇不上强敌的运气在帝国能平步青云，而同盟最强的将领杨威利，则总是遭到排挤而无法成为同盟军的最高领导者。当然，这点上杨也有一部分责任，因为他实在没有上进心，但他的没有上进心的性格也是田中故意设定的，否则莱因哈特就灭不了同盟了。而且，莱因哈特在巴米利恩星域会战、邱梅尔事件等该死的时候又总是死不了，杨威利则随随便便地就被人干掉了。总之，遇到莱因哈特，田中就尽写好事，而遇到同盟，田中就尽写坏事，这样民主当然胜不了专制。就像巴西足球队虽强，但如果在比赛前所有球员都摔断了腿，即使被中国队打得19比0的关岛队也能赢他们。人要是不顺，喝口凉水都塞牙，那么国家要是不顺，恐怕就是亡国的结果了。
第二，同盟的民主已算不上是民主了。前面讨论了，民主政治要维持生命力要有两个重要的条件——政敌的存在和言论的自由。而这两个条件同盟都没有。首先，特留尼西特没有政敌。特留尼西特在当上议长后的行为可以说没有一件是按民众的意思去办的。他上台时的背景是同盟刚经受住了亚姆立札会战时的惨败，正是反战势力唱主角的时候，特留尼西特因在出兵上投了反对票而当上议长无可厚非，但他上台后依然推行主战政策，绝对是不符合民意的，恐怕一些资助他的资本家也会对他很反感；他让高登巴姆王朝的残余在同盟境内建立流亡政府、他指使忧国骑士团四处横行霸道，这些倒行逆施之事竟然没有一个政敌站出来弹劾他，如果在正常的民主社会，恐怕他早就被轰下台去了。其次，特留尼西特还控制了言论，切断了弹劾他的渠道，使得爱德华委员会只能通过发传单来宣传思想。如果是正常的民主社会，言论自由应该是在同盟宪章里明确规定的，而议长只有行政权，没有立法和修宪的权利。这两个条件缺乏，政治达尔文主义就无法发挥作用，民主主义只能是个空壳。就像只有机箱的电脑不能称之为电脑一样，没有政治达尔文主义的民主政治不能称之为民主政治。
有人说，特留尼西特在同盟胡作非为却无人责难他，这是因为费沙要让他当议长的缘故。这实在有些高估费沙的能力了。的确，费沙对同盟与帝国的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但国力上的差距表明费沙是不能决定同盟与帝国的政治决策的。就像日本的泡沫经济曾一度左右了美国的经济，但日本人在政治上还是受缚于美国人。
第三，田中芳树太轻视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田中很爱看《三国演义》，这是从所周知的事。然而，就是因为爱看《三国》，使得他本人也很受《三国》的影响。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以罗贯中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在《三国》中，民众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而《银英》也是如此，帝国军要民众交出粮食民众就乖乖地交出来；同盟政治家要封锁言论，民众就乖乖地闭嘴，总之都是愚民政治。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而这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描写又给专制制度带来了有利条件。专制制度是要压制人民的意愿的，如果人民都很听话，没有丝毫参与政治的心理，对统治阶级来说当然是正中下怀；而民主政治则希望民众都一起参与政治，这是民主主义的主题之一，如果人民都不想与政治挂钩，民主政治就成为了没有船底的军舰，那还能起什么作用？
第四，前面说了，专制政治在君主能力相当高的情况下会产生盖过民主政治的作用。而莱因哈特不管有多么好的运气，他本人在做皇帝这一方面有着极高的才华，所以他领导下的专制制度就有凌驾于民主政治的实力。
以上就是同盟败于帝国的原因，前三点都不怎么让人服气，只有第四点才能使人觉得莱因哈特领导下的专制战胜了民主并非难以想像。但是，同盟的民主政治可谓是民主政治发展到最差阶段的民主政治——如果民主政治会发展到这个程度的话——拿最好的专制政治和最差的民主政治去比，然后高喊专制比民主好，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东京的人口比拉萨多，就能得出日本的人口比中国多的结论？如果真那样的话，恐怕连日本的蚊子都被人们吃光了。事实上，就算最好的专制比最好的民主好，也不能说专制比民主好，就像即使东京的人口比上海多，也不能说明日本的人口比中国多。
其实，即便被田中如此描写，民主还是有战胜专制的可能性的，那就是在巴米利恩杨理应不顾政府的命令，将莱因哈特轰到另一个世界去。杨之所以听从政府的命令，是因为在民主国家，法律规定军人必须听从国家的指令而不能有所违背，所以，杨的举动是合法的。而莱因哈特呢？难道在专制国家有认为攥位是合法的法律吗？显然，莱因哈特的行为在帝国是被认为违法的。可以说，杨每一步是遵守游戏规则的，而莱因哈特则是在玩赖。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民主战胜专制，也实在太强人所难了。
经过以上的分析，专制战胜了民主，实在是因为莱因哈特与田中芳树两人之间的“关系媛昧”，而不是因为制度的优劣。恐怕即使是田中本人，也未必会有专制制度强于民主制度的观点。我想，读了《银英》之后，充其量也只能得出民主也有衰弱的时候，专制也有强盛的时候这样的结论。还是那句话，在当代人智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民主制度还是强于专制制度的。
最后再说一句，民主虽好，但也不能每件事都讲民主，同时还要讲法制。如果制定了法律之后，人们却叫嚷着有可以不遵守法律的民主，这样的话国家就不成样子了。怎样处理好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那就是政治家们所需要研究的课题了。